每個人都有世界觀。一個人的世界觀或深刻或簡陋，但每當他說話、做事，在緊要關頭做出決定，某種隱含的世界觀就對他起着作用。在我們具有清醒意識的幾十年光陰裏，命運無可避免地作用於我們，諸種令人難以預計的情況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會不斷自問：該怎麼辦？——能夠或者不能自答。也許某些經歷會撼動我們的某些觀點，有時讓我們變得更沉穩，有時矯枉過正：不難想象一個在戀愛中受了傷的女孩大罵"所有男人都不是東西"的樣子；有時我們的經歷並不能撼動我們的所想，甚至更加堅定某種念頭，比方說認爲這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徵兆。

顯然，並非所有人都是哲學家。哲學家是那些生產世界觀、以供其他人（我們稱爲信衆）不假思索地拿來取用的人。本文所指的哲學家或許超出傳統的定義。蘇格拉底和康德當然是哲學家；釋迦牟尼和耶穌是哲學家，因爲他們的教義深深嵌入在教徒的腦海中，成爲絕對的行事準則；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是哲學家，因爲他們的主義在一些國家（曾）被奉爲正統的意識形態。同樣，希特勒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哲學家，即使他宣揚的哲學顯然是有害的。簡而言之，哲學家是那些憑自己的思想而被追隨的人。

絕大多數的人，即信衆們，對自己的世界觀從不深刻反思，就這樣"歲月靜好"地過着自己的生活，直到命運的巨浪將自己拋入某種未曾設想的荒謬境地。這也許不值得批判：正如一個人不需要知道芯片的工作原理來使用手機，不需要能夠解釋"主謂賓"來說一句"我愛你"。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個世界的運作總是充斥着一個又一個黑箱，而我們能做的就是適應這些黑箱，明白它們如何使用，從而享受它們帶來的便利。直到有一天，黑箱不再按照我們的預期工作——我們的手機黑屏無法開機，或者牙痛難忍——我們纔不得不粗淺地瞭解一些與其運作相關的知識，或者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然而，一種黑箱和另一種黑箱的重要性並不相同。魯迅自嘆"學醫救不了中國人"，從而棄醫從文，這無非是說探究人的生理不及剖析人的心理來得重要。如果說世界觀是一個人生存在世最重要的黑箱，這也許並不爲過，因爲我們的所有清醒活動根本上都基於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如果將決定自己世界觀的權利放棄，而選擇將某些打包好的"信仰套餐"全盤接受，這又很難不說是可悲的。

對待這個世界，有一種最簡單的策略，那就是自殺。許多人在經歷了突如其來的災難後自殺，那是因爲他們在那一刻突然發現自己幾十年來抱持的世界觀停止了工作，而舊有的信念力量是如此之強，以至於說服自己相信其他事情帶來的痛苦要比繼續生存的誘惑少太多。這時，這個最簡單的策略重新浮現在他們絕望的腦海之中，他們咬緊牙關，向死亡的深淵縱身一躍。

信衆們大致可以分爲兩種：一是有意識地投誠於某一種特定信仰的，例如宗教的教徒；二則無意識地在不同的哲學家那裏東拼西湊出一套世界觀，然而因爲缺乏反思而不乏自相矛盾之處。借用加繆的措辭，這兩種信衆都可以說是"哲學性自殺"。日復一日的生活，爲的是什麼？答案不論是回饋那個從未被證明存在過的神的"恩澤"，還是升職加薪、實現"財務自由"這樣人云亦云的說辭，都足以說明做出這一回答的人像在超市選購罐頭食品一樣選購了自己將相伴一生的世界觀——一種膽怯的繳械，一種將人性簡化爲某種機械的衝動。

哲學家是那些總是檢驗懷疑一切既有的信條，甘願承受思想轉變的劇痛，要求在哲學上"站起來"而不是"跪下去"的人。他們觀察世界，認真思考，從中提取出自己願意踐行的信條。這些信條也會慢慢被新的信條取代；然而哲學家理應享受這個過程，因爲假如有一天哲學家像捍衛上帝一樣、不假思索地捍衛自己多年前寫下的字句，那麼他們就在那個時刻不再是哲學家。一個真正哲學家的一生應是不斷背叛自己的一生。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寫下或說出字句，那些對他們當時的自己來說意義非凡的表達，在經過若干轉述後抵達信徒的雙耳，而膚淺的誤解就此產生。

哲學家的偉大之處，也正賦予了他們造成巨大破壞的能力。哲學家以他們自身的經驗，解讀這個世界，賦予看似平凡的萬事萬物以意義；他們有意或者無意地阻止信衆的自殺，賦予了信衆繼續生存的勇氣，用某種信念讓信衆學會同這個世界的荒唐共處。然而，哲學家同樣需要爲自己理論的崩塌時刻負責。當他們賦予的意義最後被證明是虛空（當查拉圖斯特拉高喊"上帝死了"），當信衆發現自己爲之奮鬥的願景原來只是一場幻夢（蘇聯的垮臺或二戰德國的戰敗），那些被拯救的人最終還是給自己的脖子套上繩索——哲學家一次又一次以他們的無上的偉大造成了無可比擬的破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真正的哲學家應該鼓勵所有人成爲哲學家，而不是讓所有人成爲自己的信衆。